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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士君子的处世，贵在能够有益於事物，不能光是高谈阔论，左琴右书，君主给他俸禄官位啊！国家使用人材，大体不外六个方面：一是朝廷的臣子，用他能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纲要，经纶博雅；二是文史的臣子，用他能撰写典章，不忘古先；三是军旅的臣子，用他能决斯有谋，强干习事；四是藩屏的臣於，用他能熟悉风俗，廉洁爱民；五是使命的臣子，用他能随机应变，不辱君命；六是兴造的臣子，用他能考核工程节省费用，多出主意：这都是勤奋学习、认真工作的人所能办到的。只是人的秉性各有短长，怎可以强求这六个方面都做好呢？只要对这些都通晓大意，而做好其中的一个方面，也就无所惭愧了。

　　我见到世上的文学之士，评议古今，好似指掌一般非常熟悉，等有所试用，多数不能胜任。处在累代太平之世，不知道有丧乱之祸；身在朝廷之上，不知道有战阵之急；保有俸禄供给，不知道有耕稼之苦；纵肆吏民头上，不知道有劳役之勤：这样就很难应付时世和处理政务了。晋朝南渡，对士族优待宽容，因此江南冠带中有才干的，就擢开到尚书分，仆以下尚 书郎、中书舍人以上，执掌机要。其馀只懂得点文义 的多数迂诞浮华，不会处理世务，有了点小过错，又舍不得杖责，因而把他们放在清高的位置上，来给他们护短。至於那些台阁令史、主办监帅、诸王签省，都对工作通晓熟练，能按需要完成任务，纵使流露出小人的情态，还可以鞭打监督，所以多被委任使用，这是在用他们的长处。人往往不能自量，世上都在抱怨梁武帝父子喜欢小人而疏远士大夫，这也就像眼睛不能看到眼睫毛了。

　　梁朝的士大夫，都崇尚著宽衣，系阔腰带，戴大帽子，穿高跟木屐，出门就乘车代步，进门就有人伺候，城里城外，见不著骑马的士大失。宣城工萧大器很喜欢南朝学者周弘正，送给他一匹果下马，他常骑著这匹马。朝廷上下都认为他放纵旷达，不拘礼俗。如果是尚书郎骑马，就会遭到弹劾。到了侯景之乱的时候，士大夫们一个个都是细皮嫩南的，不能承受步行的辛苦，体质虚弱，又不能经受寒冷或酷热。在变乱中坐著等死的人，往往是由於这个原因。建康令王复，性情温文尔雅，从未骑过马，一看见马嘶鸣跳跃，就惊慌害怕，他对人说道：“这是老虎，为什么叫马呢？”当时的风气竟然颓废到这种程度。

　　古人深刻体验务农的艰辛，这是为了使人珍惜粮食，重视农业劳动。民以食为天，没有食物，人们就无法生存，三天不吃饭的话，父子之间就没有力气互相问候。粮食要经过耕种、锄草、收割、储存、春打、扬场等好几道工序，才能放存粮仓，怎么可以轻视农业而重视商业呢？江南朝廷里的官员，随著晋朝的复兴，南渡过江，流落他乡，到现在也经历了八九代了。这些官员从来没有人从事农业生产，而是完全依靠俸禄供养。如果他们有田产，也是随意交给年轻的仆役耕种，从没见过别人挖一块泥土，插一次秧，不知何时播种，何时收获，又怎能懂得其他事务呢？因此，他们做官就不识世务，治家就不办产业，这都是养尊处优带来的危害！